本报讯（记者庄建通讯员沈菊芳）“出版有很强的政治思想性，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同时又是一个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支柱产业，产生着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出版作为产业，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作为宣传部门，是凝聚和激励全国人民的重要力量。出版科研应联系出版产业发展实践进行理论探讨和可行性研究，提供决策参考。”这是中国出版协会主席宋木文日前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国编辑协会共同主办的全国出版理论研讨会上指出的。
宋木文说，出版科学研究必须紧密联系出版改革和出版产业发展的实践，进行发展战略研究，对当前出版业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理论探讨；既要为指导当前出版工作实践服务，也要为未来发展服务，要有长期性、战略性的目标。宋木文指出，对出版单位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加强宏观调控，在这个前提下对其中有些单位和环节，应当进行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性、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等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探索、试验。从生产经营上，把出版作为一种产业；从思想文化上，出版中有些环节和分支的功能和性质有所不同，参考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做法，注意分类指导和区别对待是有利于发展的。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物大市场。从全国来看，目前是开放、竞争、有序的程度还相当低，贸易壁垒在某些地区远远没有打破，事实上全国已被分割成若干个出版物市场。由于区域市场的保护，许多出版物实际上成为非竞争性产品。因此，要下功夫多做些研究，提高开放、竞争、有序的程度。
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在书面发言中也强调，出版科研工作是一项关系出版业持续发展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它对出版事业的发展和出版队伍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出版产业将迎来从未有过的黄金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要完成所承担的历史性任务，并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都需要出版理论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更多的支持。因此，出版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加强，出版科研水平也必须提高。加强出版理论研究，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出版的实践，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十五大的召开为新闻出版事业的健康繁荣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加速发展的外部环境，出版理论研究应当认真研究如何在推进新闻出版工作阶段性转移的过程中实现“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的要求。
研讨会还回顾了我国出版科研取得的成果。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已取得了一批出版科研成果，出版了出版学、编辑学、发行学、出版史学等方面的专著数百种，每年发表的研究文章达20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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